《选择与失落：巴克特里亚-印度河流域希腊化艺术中的文化意识与文化互动》：国内首部远东希腊化文明的艺术文化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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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文化带入中亚及西北印度（今大多属巴基斯坦境内）等地，形成了“远东希腊化”地区。远东希腊化艺术与其所处的多元文化语境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本书通过分析希腊化远东方艺术中体现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互动，旨在展现这一互动关系的具体机制，并探讨它对希腊化远东方艺术的形成、传播和演变，以及该地区文化认同和文化意识的双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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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选择与失落：巴克特里亚-印度河流域希腊化艺术中的文化意识与文化互动》

外文名：Choice and Loss: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Interaction in the Hellenistic Art of Bactria-Indus Valley

作者：李京泽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6月

页数：237页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49.00元

ISBN：978-7-5764-0503-3

作者简介

李京泽，1987年出生于山东省曲阜市、祖籍湖北省利川市，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研究领域为中外艺术史、中国画笔墨理论及视觉文化研究。2016年入选“中国美协中青年美术家海外研修工程”。在《世界美术》《美术研究》《美术》《新美术》等期刊发表《艺术的游牧》《论视觉文化与社会治理间的互动关系：以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阿富汗阿伊·哈努姆城的视觉世界为例》《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选择与协商：印度-帕提亚时期塔克西拉的视觉世界》《中亚黄金丘墓葬出土艺术品及其文化语境》等多篇文章。专著《选择与失落：巴克特里亚-印度河流域希腊化艺术中的文化意识与文化互动》。

内容简介

本书一部艺术史方面的著作。公元前334年开始的“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文化带入中亚及西北印度（今大多属巴基斯坦境内）等地，形成了“希腊化远东方”地区。希腊化远东方艺术与其所处的多元文化语境之间，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通过分析希腊化远东方艺术中体现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互动，本书旨在展现这一互动关系的具体机制，并探讨它对希腊化远东方艺术的形成、传播和演变，以及该地区文化认同和文化意识的双向影响。

本书导论部分简要评述了之前的相关研究及问题，并概要介绍了政治背景及正文内容架构。正文的讨论从几个案例入手，分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主要以阿伊.哈努姆城为案例，探讨希腊人统治时期，希腊化远东方艺术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间的互动关系。希腊人延续即有管理体制，并力图建立一个希腊文化共同体。然而，由于希腊人对待外族文化的“希腊化的局限”，希腊文化与当地文化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壁垒。第二部分针对游牧民族统治的所谓希腊化远东方“黑暗时期”。游牧人的进入，没有摧毁农耕文化，而是打破了希腊人与当地人间的藩篱，加速了东西方文化的交互作用。第三部分转向西北印度——这里同样历经两个时期的希腊化的多元文化交融，但是又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于是，尤其是在印度-帕提亚时期，统治者一方面选择支持佛教艺术，另一方面选取来自包括希腊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的形象，向不同身份的领民展示统治权力，获得其心理认同。最终，佛教艺术成为主流，一些希腊图式仍然存留，但是希腊文化在该地区人民的精神世界中则逐渐“失落”。

目录

导论

第一节  远东希腊化视觉文化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批判

第二节  本书涉及的远东希腊化地区历史概述

第三节  远东希腊化地区的艺术与文化意识概述

第一章  延续与建立：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的巴克特里亚艺术

第一节  巴克特里亚与阿伊-哈努姆

第二节  统治的延续：从古波斯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

第三节  哈努姆的视觉文化中的“东方性”？

第四节  希腊文化身份在中亚的建立及影响

第五节  阿伊-哈努姆与“希腊-巴克特里亚风格”

第二章  混杂与交往：“黑暗时期”的巴克特里亚-印度河流域希腊化艺术

第一节  “希腊化的局限”与“黑暗时期”的“变局”

第二节  黄金丘墓葬出土物的混杂性身份

第三节  从贝格拉姆珍宝管窥“黑暗时期”的文化交往

第四节  模具化生产和本土制造：希腊元素的传播与融合

第三章  融合与失落：印度-帕提亚时期犍陀罗地区的视觉文化

第一节  “希腊风”的进入与塔克西拉的多元文化语境

第二节  游牧民族统治时期塔克西拉的视觉文化：希腊化还是“佛教化”？

第三节  佛寺中的萨提尔头像与印度-帕提亚统治者的文化意识

第四节  希腊文化的融入与失落？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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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言

“远东希腊化”概念之空间与时间

在本书中，基本以学术界较通用的“远东希腊化”（The Hellenistic Far East）一词指代希腊化时期的巴克特里亚至印度河流域地区，即彼时希腊化世界的最东端，并以此为基础考察该时期该地区的希腊化艺术或者希腊化视觉文化。为了澄清本书对该概念的使用和之后叙述的便利，有必要在这里先对该概念及相关概念进行时间与空间上的“定位”。

公元前334年，为了巩固并扩大自己的统治，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开启了通向遥远东方的远征。这次远征将为古波斯与古希腊百余年来的缠斗画上句号，却是东西方文明下一轮更强烈的碰撞与交流的开始。即使在与古波斯帝国大流士三世的决定性会战获得胜利后，这次远征也并非一帆风顺。亚历山大在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地区遭遇顽强抵抗，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在迎娶巴克特里亚公主后降服该地。随后他掉头向南，在近乎象征性地征服了印度河周边地区后，踏上了向西的归程。

可以说巴克特里亚-印度河流域一线是亚历山大远征的终点和最东端。然而，这场政治军事的远征开启的是一次更伟大的文化远征——“希腊化”的远征。对于这场文化远征来说，这一地区只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场文化远征要比亚历山大的远征历时更长，涉及区域更广，也就更加错综复杂，影响更加广泛深远。

就巴克特里亚等地区而言，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这里就已经受到了外来力量建立的古波斯帝国政权的统治。因此，当回顾这场文化远征时，我们会发现亚历山大的远征只是一个开始。后者的伟大意义并不在于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帝国，而在于它开启了这场文化远征，以最有力的方式将一种文化带入了遥远的地域，并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的文化语境——而这种文化就是希腊文化。在希腊人到来之前，巴克特里亚-印度河流域地区就是一个种族身份复杂的区域。而在新的希腊化时期，生活于该地区的各个民族要面对强势的希腊移民文化共同体所带来的新的文化语境；生活于这个新的文化语境中的各个民族，包括新的希腊移民，又会与他们的新邻居产生交互影响，反过来塑造这个多元的文化语境，即所谓“希腊化”的文化语境。本书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理解该地区全部的视觉文化与文化中的其他各因素和文化主体间的关系。因此，当需要强调这一点时，或需要将更多适合的研究纳入本书的考察基础时，本书会使用“视觉文化”一词，来替代“艺术”概念。

因此，学界以亚历山大东征为上限，定位所谓“希腊化”时期之开始。而“远东希腊化”（The Hellenistic Far East）之名则被用来指代巴克特里亚-印度河流域一线，即在希腊化时期，伊朗高原以东，希腊人曾经到达过的，受到希腊化较直接影响的地区。具体而言，按照希腊化时期的古地名，远东希腊化地区大致包含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阿拉霍西亚、犍陀罗等几个地区，其覆盖范围主要包括现在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甚至是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

正是由于这次东征，希腊-马其顿贵族的统治范围得以一度涉及西起希腊在地中海沿岸的本土和殖民地，东到远东希腊化地区的广阔土地。因此，尽管就希腊化的时间上限，普遍以亚历山大的进军时间定位，但希腊化的时间下限则在各个地区各有不同。学界对希腊化时期的下限的判定凡十几种，但常常是以地中海世界的状况为准，如最常见的以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为这一时代的终点。关于希腊化时期之时间定位，参见陈恒：《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8页。当我们把目光聚焦远东希腊化地区，则就政治而言，希腊-马其顿人在某一地区统治的结束，常常被视为是该地区希腊化时期的结束。而就希腊化艺术而言，这一时间的下限可能要更晚一些。如果就最广义的“希腊化文明”而言，甚至有人将伊斯兰文明在这一地区的兴起定为希腊化文明在该地区的彻底终结。在这里，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下限既是不可能的，也会误导我们对远东希腊化地区的希腊化艺术的分析。但是，不仅仅是由于叙述的需要，同样是出于从文化意识角度对希腊化艺术的考量，笔者在本书中的考察，基本以犍陀罗艺术——一种具有佛教精神内涵的新的佛教艺术样式——的兴起为该地区希腊化艺术的下限。

关于犍陀罗艺术的起源是另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它并非本书关注的重点。实际上，在第三章和结论部分笔者的论述涉及于此时，便会将犍陀罗艺术兴起的时间定位于公元1世纪中期之后。从风格分析的角度看，所谓风格间的交替当然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即使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时间点作为犍陀罗的兴起时间，这个时间点也不可能作为整个远东希腊化地区的希腊化艺术的下限。这是因为整个远东希腊化地区是一个有着空间跨度的区域，包含着几个差异的地区。兴起于犍陀罗地区、受到北方巴克特里亚等地区的希腊化艺术影响而形成的犍陀罗艺术，其本身又在一定特殊条件下北传，逐渐影响甚至主导了“远东希腊化”的各个地区的视觉文化。因此，犍陀罗艺术在各个地区的传播和扩散也当然有着时间的差异。正是这种地区差异性，造成了各地区希腊化之时间划分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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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

第一节  远东希腊化视觉文化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批判一、远东希腊化视觉文化研究的特殊性

尽管存在着地区差异性，但是整个远东希腊化地区又有着必须放在一起考察的密切相关性。因此，对于希腊化的研究者而言，远东希腊化的这种内部的共通性，构成了远东希腊化作为一个整体被研究的基础，又同时构成了远东希腊化对比希腊化世界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地中海世界或所谓“希腊化本土”——的明显差异。因此，关于远东希腊化的研究，虽然在学科划分上常常被认为属于希腊化研究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却有着自身的显著特殊性。

希腊化时代的学术研究起源于19世纪中叶，由普鲁士历史学派创始人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开创。德罗伊森于1877年至1878年间完成了经典名作《希腊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自此之后，关于希腊化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J. G. Droysen，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ed. 2，Gotha，1876~1878. 国内的希腊化研究则起步较晚，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真正走上正轨。关于希腊化研究在西方学界的主要历程和基本概况，可以参见晏绍祥在其专著《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1999年）和文章《近20年来英美古希腊史研究的若干趋势》（2000年）中的相关段落。陈恒在其专著《希腊化研究》的“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节中，对中西学界的希腊化研究进行了梳理。其后，李长林在《中国学术界对希腊化时代历史的了解与研究》一文中，又对中国学界关于希腊化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详细的综述。而杨巨平在其文章《近年国外希腊化研究略论（1978-2010）》中，则对更近一些时期的国外希腊化研究作了总结。

然而，在这些希腊化研究的梳理中可以看到，这些研究大都着眼于希腊化世界的整体，并且更偏重所谓希腊化的本土，较少涉及远东希腊化地区。这也反映了希腊化研究中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尤其是地中海世界的希腊化研究与远东希腊化的研究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而学术界对于希腊化研究的传统，恰恰是更多地集中于地中海世界的希腊化研究。针对地中海世界的希腊化艺术的研究，常常在时间序列上将之作为西方美术史序列中的一个介于希腊艺术与罗马艺术之间的时期。而在研究远东希腊化的艺术时，则不可能将之置身于这样一个序列。首先，我们的材料不足以建构这样一个清晰而完满的艺术风格序列——尽管笔者会质疑这样的风格序列的存在的合理性。其次，远东希腊化地区的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和经济、政治等人文环境，使得远东希腊化艺术始终处于一个空前的多元文化互动语境中。最后，远东希腊化艺术的主体，无论赞助人还是制作者，都具有受制于复杂的社会环境、处于流动中的混杂种族身份和社会身份。比起远东希腊化艺术，远东希腊化的视觉文化这一概念，似乎更能体现：远东希腊化地区出现的全部视觉现象，都是具有复杂而流动的身份的各个主体，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反映。因此，在这一部分和本书的其他某些地方，笔者有时更愿意以远东希腊化的视觉文化来代替远东希腊化艺术这一概念。

二、关于远东希腊化地区的早期资料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缺乏研究远东希腊化地区的资料，出土物的稀少是一方面，相关文字资料的稀少是另一方面的困难所在。弗兰克·霍尔特（Frank Holt）的《雷霆宙斯——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的形成》（Thundering Zeus：The Making of Hellenistic Bactria）（1999年）一书的索引D部分较完整地收录了关于远东希腊化地区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资料，并做了简短评论。 Holt，Frank L. ,Thundering Zeus：The Making of Hellenistic Bactria (Hellenistic Culture and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 174～184. 关于远东希腊化地区还有一些印度的资料，但是由于印度在相当长时间内的混乱的历史叙事，这种资料实际上也是很少的。最有名的可能是被认为与印度-希腊君王米南德有关的一个公元前100年左右的巴利文（pāli）佛教文本《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ha）。文本英文翻译参见I. B. Horner trans. ，Milindas Questions，Bristol：Pali Text Society，1963-4.该文本记录的是“Milinda”王（被认为是印度-希腊国王米南德一世）与一个佛教徒的对话。此外，坎大哈的阿育王柱上的希腊文法令和北部、中部印度出现的一些希腊铭文，也可以在卡图南（Karttunen）的《印度和希腊化世界》（India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1997年）一书第6章的6.2.2.2、6.3.2.2和6.4.2等几个部分看到。 Karttunen，K. ,India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Helsinki：Finnish Oriental Society，1997. 与西方和印度同时期的历史资料相比，反而是中国史书中，能找到更多关于远东希腊化地区的材料。以余太山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关于中亚历史的研究，大量地基于《史记》《汉书》中的材料，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参考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余太山：《嚈哒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等著作。

希腊罗马作家对于远东希腊化地区的明显漠视，似乎有着各种主客观的原因。所以，我们惊讶地发现中世纪作家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传奇》（Canterbury tales）中出现了关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进军西北印度（即今巴基斯坦一带笔者注：下文提到的所有“西北印度”，是历史惯用名称，通常指印度河流域附近，如今大部分属巴基斯坦境内。）的故事，似乎体现出中世纪对于远东希腊化地区的某种认知的脉络［比瓦尔（Bivar）在他的《中世纪传统中的欧克拉提德斯之死》（The Death of Eucratides in Medieval Tradition）（1950年）一文中，就将该传统与薄伽丘的作品联系起来 See Mairs，Rachel，The Hellenistic Far East：Archaeology，Language，and Identity in Greek Central Asi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 Bivar, A. D. H. ，“The Death of Eucratides in Medieval Traditio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82，pp. 7~13. ］。然而，我们已无从考据这些资料来源为何，或者希腊-巴克特里亚硬币在中世纪是否为欧洲人所知——因为在该书中，希腊-巴克特里亚领袖迪米特里奥斯被描述为头戴象形头盔，这恰好与一枚出土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硬币上的国王头像一致。 RachelMairs, “The Archaeology of the Hellenistic Far East: A Survey. Bactria, Central Asia and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c. 300 BC-AD 100: Supplement 1”, Hellenistic Far East Bibliography Online www. bactria. org, published February 2013, p. 12.

三、远东希腊化研究的形成

对于缺乏更多考古资料的早期远东希腊化历史研究来说，除了少数历史文献，关于出土钱币的研究可能是最重要的工具。实际上，钱币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一直是远东希腊化研究的两根拐杖。最早的一篇关于远东希腊化的“现代历史学”文献，即拜尔（Bayer）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统治的历史：与印度的古老希腊殖民地同时》（Historia regni graecorum bactriani: in qua simul graecarum in India coloniarum vetus memoria）正是基于两枚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币和古典历史文献。这篇重要的早期文献仍然被多处引用，科洛鲁（O. Coloru）（2009年）曾经在他的《从亚历山大到米南德：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国王》（Da Alessandro a Menandro: il regno greco di Battriana）一文中讨论了这篇早期文献及其影响。RachelMairs, “The Archaeology of the Hellenistic Far East: A Survey. Bactria, Central Asia and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c. 300 BC-AD 100: Supplement 1”, Hellenistic Far East Bibliography Online www. bactria. org, published February 2013, p. 12.

然而，真正让远东希腊化地区引起西方学者重视的，无疑是一批被认为具有希腊色彩的物品在该地区——尤其是犍陀罗地区被发现。考古学的成果很快成为远东希腊化研究最醒目的突破口。同其他被西方殖民者殖民的地区一样，这一突破也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浪潮。东印度公司于1757年接管印度后，欧洲学者漂洋渡海被邀请来考察与分类南亚文化。RachelMairs, “The Archaeology of the Hellenistic Far East: A Survey. Bactria, Central Asia and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c. 300 BC-AD 100: Supplement 1”, Hellenistic Far East Bibliography Online www. bactria. org, published February 2013, p. 12. 1784年开始建立的印度考古调查基金会，推动了印度考古的发展。最终，在20世纪，以富歇（A. Foucher）［《佛教艺术的起源及其他印度和中亚考古论文集》（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t Art and Other Essays in Indian and Central-Asian Archaeology）］、约翰·马歇尔（John Hubert Marshall）［《犍陀罗佛教艺术：早期流派的起源、发展和衰落》（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āra：The Story of the Early School：Its Birth，Growth，and Decline）］为代表的学者的热情投入和卓越研究，使“犍陀罗艺术”逐渐成为一个备受西方瞩目的独立艺术类型。而就本书而言，富歇和马歇尔等人对于犍陀罗艺术“受希腊影响说”的研究，必然使犍陀罗地区的希腊化问题浮出水面。

然而，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更靠北的巴克特里亚等地区，不难看出考古学的步履仍然沉重。受限于此，直到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家仍然可以抱怨这些地区希腊化研究的资料贫乏。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样是在西方国家对亚洲的新一轮殖民高潮背景下，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与勒克科（Alexandre Charles Lecocq）等人对亚洲腹地的考古发现已经令西方开始关注在遥远的中亚腹地出现的希腊艺术因素，积累了一些能够直接或间接体现该地区的希腊化影响的实物材料。到了20世纪60年代，考古材料更加丰富，终于催生了专门针对远东希腊化地区的现代系统史学研究，即塔恩（William Woodthorpe Tarn）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地区的希腊人》（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1951年）和纳瑞（Awadh Kishore Narain）的《印度-希腊人》（The Indo-Greeks）（1957年）。尽管之后有新的考古发现，并且这两本书中的很多论点都受到了质疑，但它们仍然是关于远东希腊化地区历史的奠基性文本。然而，这些文本仍然很大程度上基于钱币学和一些文献的证据，对于远东希腊化艺术的了解则主要局限于犍陀罗地区的相关内容，对巴克特里亚等北方地区的视觉文化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在自觉和不自觉的西方主体意识下，这一时期的犍陀罗地区艺术研究，很快蒙上了一层东方主义的色彩，甚至成为服务于后者的工具。 P. Mitter，Much Maligned Monsters：A History of European Reactions to Indian Ar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 258. 犍陀罗艺术那些为西方观众所熟悉的“希腊（或者也包括罗马）”特点，成了西方观众判断所有亚洲艺术的参考点。勒克科等人对于中亚腹地等地的视觉形象的分析无不是基于这一参考点。参见\[德\]阿尔伯特·冯·勒克科：《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赵崇民、巫新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早期西方考古和艺术史学者热衷于在出土物中寻找希腊影响的痕迹，堪称“言必称希腊”。实际上，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这一趋势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远东希腊化视觉文化的普遍研究走向。东方的希腊化艺术成为西方古典艺术的一个对比物，正如罗兰（B. Rowland）在对比东方和西方的宗教艺术时写道（1962年），“公元1世纪见证了，在完全拥抱宇宙的人——基督徒和佛教徒”的指导下的一个“全球化进程”。这个全球化进程“包含了古典艺术的死亡与艺术中灵魂的和真正传统的理念的重生”。 B. Rowland，“Religious Art East and West”，History of Religious，Vol. 2，No. 1，Summer，1962，p. 32.

四、以俄罗斯和法国为代表的希腊远东方考古

尽管步履维艰，并且仍处于殖民语境下，但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等地区的考古毕竟也开始了它的进程，并在20世纪中后期迎来了突破。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俄国、法国统治了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考古。俄罗斯在19世纪60、70年代吞并了中亚五国，于是较早开启了对该地区的一些挖掘工作，其主要成果是塔克桑蒂金（Takht-I Sangin）的阿姆河神庙附近某地“阿姆河宝藏”的发现，以及索格底亚那地区阿夫拉西亚卜（Afrasiab）一带的考古。然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关于中亚考古的专业的和系统的调查是在苏联建立后开始的，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一系列考察工作，其最杰出的例子可能是1936年至1938年间的铁尔梅兹（Termez）跨学科考古计划。有意思的是，由于主导者的不同，苏联考古研究的成果倒是没有体现出一面倒的西方声音，或者说是“希腊”声音。但实际上，意识形态对考古材料阐释的影响仍然是同质的。普加琴科娃（E. G. Pugachenkova）在关于她所参与的铁尔梅兹跨学科考古计划的回忆中就提到，当提出这一地区的物质材料有外来的希腊影响时便遭遇了抵制，并且得到了关注本土发展的意识形态命令。See Mairs，Rachel，The Hellenistic Far East：Archaeology，Language，and Identity in Greek Central Asi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p. 15.

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阿姆河南岸等地区的考古中。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苏联、法国和阿富汗的合作——持续至今。除了1969年在第尔伯金（Dilberjin）和津加特佩（Zhiga-Tepe）等几个新地点的考古外，1976年至1991年间，塔克桑蒂金的一个新计划也开始了。苏联在中亚探险的跨地域和跨学科特色是其亮点，从而建立了一个跨阿姆河两岸的“巴克特里亚考古体系”。

欧洲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考古，则以法国为主要代表。法国在这一地区的考古的主导地位有其历史的原因。阿富汗在阿曼努拉可·汗（Amanullah Khan）统治时期（1919年至1929年），遭到了来自印度的英国的突然袭击。战后英国和俄国划分了在阿富汗的势力范围，但是给予了阿富汗在外交事务的部分自主权。于是阿富汗本土统治者为了证明阿富汗对英国和俄国的独立，积极请求外来救助和合作。其他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积极回应了阿富汗，并展开了对阿富汗的介入计划。法国阿富汗考古队（DAFA）的建立及其早期考古活动，可以说也属于这套计划的一部分。富歇和他的妻子以及合作者在该地区的考古实际上可以说是外交计划的一部分，而他们的报告在发回法国后既是科研材料，也是外交材料。See Mairs，Rachel，The Hellenistic Far East：Archaeology，Language，and Identity in Greek Central Asia，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p. 17. 因此，DAFA的工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具有排他性，而英国学者的进入是首先被官方制止的。

如果说英国主导的犍陀罗地区的考古，特别是马歇尔等人对犍陀罗地区的塔克西拉遗址的卓有成效的挖掘（1912年至1945年）还存在一些问题的话，与之相比，富歇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考古起步则似乎更加问题重重。由富歇主笔的1927年出版的法国阿富汗考古队第一年工作的简报，显示出最大的失败是没有在巴克特里亚找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存在的足够证据——巴克特里亚地区首府的巴克特拉曾被寄予厚望，但是那里的材料是不足的。 Alfred Foucher，“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aise en Afghanistan（octo-bre 1922-novembre 1925）”，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pp. 117~123. 而富歇和马歇尔都认为，对希腊-巴克特里亚视觉文化的了解，是了解中亚和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希法国和自由法国的斗争也曾波及该地区，几个DAFA的考古学家丧生。然而，贝格拉姆（Begram）的挖掘是该时期的主要成果，直到现在这些成果仍然是有助于研究的重要材料。DAFA最著名的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伊-哈努姆城（Ai Khanoum，以下简称“哈努姆”）的考古。尽管此次对哈努姆遗址的挖掘（1964年至1979年）受到了资金和环境的制约，他们的一些考古成果也受到了质疑，See Fussman，Gerard：“Southern Bactria and Northern India before Islam: A Review of Archaeological Report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6，pp. 243～259. 但是这一地区的挖掘成功地实现了富歇等人的部分梦想，至少是证明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存在的证据，并提供了大量关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视觉文化的资料。这也标志着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考古迎来了重大突破。另一个重要的成就是萨瑞阿尼迪（Viktor Sarianidi）等人在1978年开始的对“黄金丘”（或名“黄金冢”，即迪利雅特佩\[Tillya-tepe\]大墓）的挖掘。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并留下了很多遗憾，但是挖掘出土的约20 000件物品，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游牧民族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之后的视觉文化的重要资料，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之前被称为“黑暗时期”的时代的固有印象。

五、在“大中亚”研究中的远东希腊化艺术研究

尽管有着考古发现上的重大进展，但是这一时期对于远东希腊化地区考古材料的解读，仍然热衷于在其中寻找某种“仿古典”特征（或许只有俄罗斯的考古研究稍显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区分更接近古典的图像与更接近“东方”的图像。这种区分自然有意或无意地包含价值判断。例如，在“黄金丘”和哈努姆等地区的考古报告中，仍然体现出明显的“言必称希腊”特色。这些学者对挖掘成果和相关资料的总结和研究，实际上可能并不是针对希腊化问题，但是其研究成果的确对学术界了解和进一步研究这一地区的希腊化艺术和文明提供了极大帮助。

正是在这些考古研究的基础上，欧美博物馆和美术馆进行了整理，举办展览，并出版了图集和相关研究，如《来自阿富汗的古代艺术》（Ancient Art From Afghanistan：Treasures Of the Kabul Museum）和《阿富汗喀布尔国家博物馆藏珍》（Afghanistan：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Kabul）等。考古研究和博物馆整理研究的积累，有效地促生了对中亚艺术及中亚文明研究的高潮。由于巴克特里亚-印度河流域一带在空间上属于“大中亚”，或者说“中部亚洲”的范畴，因此在中亚艺术和中亚文明的研究中，对于该地区的希腊化时期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这些对中亚艺术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中亚各族文化艺术史》《中亚古代艺术》《古代中亚艺术》《中亚佛教艺术》，以及弗拉基米尔·卢科宁（Vladimir G. Lukonin）和安纳托利·伊万诺夫（Anatoli Ivanov）的《中亚艺术》（Central Asian Art）等。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国际学者于1981年开始编写的《中亚文明史》，则是一部对之前的中亚文明研究进行总结的著作。其中第二卷的相关章节涉及对巴克特里亚-印度河流域一带的希腊化艺术的研究。

六、新时期的希腊化视觉文化研究

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也有一些学者投入到巴克特里亚-印度河这一地区的希腊化研究，如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拉潘·克劳德（Rapin Claude）和英国雷丁大学的雷切尔·玛尔斯（Rachel Mairs）。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拉迪斯拉夫·斯坦科（Ladislav Stano）针对中亚地区的希腊化艺术的专著及文章，如《东方的希腊诸神：中亚古代艺术中的希腊化图像模式》（Greek Gods in the East：Hellenistic Iconographic schemes in the Art of Ancient Central Asia）和《古巴克特里亚的肖像传统》（The Portrait Tradition of Ancient Bactria）。而一些更具有本土背景的学者，也开始强调希腊化艺术中的本土特色——尤其是在关于犍陀罗起源的研究中，话语权的多元化，使得学者对犍陀罗艺术起源的分析更倾向于将之置于多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参见蔡枫：“印巴犍陀罗艺术研究的三个阶段”，载《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143~145页。

可以说，远东希腊化研究正在迈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的最显著也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对殖民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旧的理论框架的解构和对身份等文化研究理论话语的运用，极大地影响了新时期学者对于“旧”远东希腊化研究中的风格分析的批判，以及对视觉现象与多元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的分析的重视。实际上，新近的希腊化研究的学者，一方面明确意识到要重新评估这些地区的“希腊化”视觉文化中的多元文化元素；另一方面，对该视觉文化所处的多元文化语境的研究也逐渐拓展，其触角和范围也更加广泛、细致和深入。

七、中国学者对于远东希腊化地区视觉文化的研究

中国学界对中亚的考古研究起步较晚，但作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一环，中亚毗邻中国。从地理上来说，该地区是从西安出发，经过“西域”而向西或西南的“丝绸之路”必经的区域。该地区的艺术和文化曾经与中国艺术和文化发生过重要的相互影响。因此，中国学界对中亚地区文化、文明的研究也开始逐渐重视，并走向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些院校组织，也相继成立了针对中亚的研究机构，极大地推进了对中亚地区的研究。然而，中国古代对中亚地区的历史文献记载，大量集中于贵霜王朝之后的时期。中国学者在对该地区的研究上，也相对更偏重贵霜王朝及贵霜王朝之后的研究（关于国内学界对贵霜文化的研究，也参见《贵霜帝国及其文化研究概述》一文王宏谋：“贵霜帝国及其文化研究概述”，载《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78~81页。）。另一方面，针对希腊化问题，如前面的陈恒、李长林的研究综述所总结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确涌现了一批希腊化研究成果。但是，中国学界对希腊化的研究，却与西方学界对于希腊化的传统研究一样，更关注希腊化的本土，而较少涉及中亚地区，特别是巴克特里亚-阿富汗地区。所以，国内学界对于中亚地区的希腊化研究，特别是希腊化艺术的研究，仍然是比较薄弱的。

然而，近几年国内学界对于中亚艺术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出关注文化交流问题的特点。林梅村等学者从对中国新疆地区的考古研究出发，将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中亚地区，在诸多论文中探讨了中亚艺术与中国新疆艺术的关系。其他一些学者，也更多地关注到了中亚艺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杨巨平在他的希腊化研究中——例如《希腊化文明的形成、影响与古代诸文明的交叉渗透》《希腊式钱币的变迁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融》等论文——一直关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问题。因此，在《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中，他引介了国外对巴克特里亚地区希腊化遗址哈努姆遗址的研究，并由此出发分析了该地区东西方文明的互动情况。沈爱凤在其针对西亚、中亚艺术研究的专著《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一书中，更多强调对西亚、中亚和亚欧草原古代艺术自身的溯源，即强调该地区艺术自身的价值。因此，该书在涉及文化交流问题时，也总是更强调该地区的本土艺术，特别是西亚艺术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即使在该书第十八章“亚洲的希腊化艺术”中，其对该地区希腊化艺术的分析也体现出这一倾向。中国学者也开始逐步了解和熟悉中亚地区的艺术，一些研究也开始涉及对中亚地区重要遗址的分析、中亚艺术图像风格、主题来源与演变等，如罗帅的《阿富汗贝格拉姆宝藏的年代与性质》、沈爱凤的《丝路中段巴克特利亚王国的希腊化艺术》和杨巨平的《娜娜女神的传播与演变》等。

结合以上这些研究和其他相关希腊化研究来看，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对于远东希腊化地区艺术的研究存在着下述几个问题。首先，尽管中国学界有不少对巴克特里亚地区考古发现的研究，但却只有很少的对巴克特里亚地区艺术的专门研究（而且往往还比较简略），特别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期。其次，从希腊化研究的总量上来看，对比希腊化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的研究，这样的薄弱更加明显。在希腊化研究中，对“不重要”的巴克特里亚-印度河流域这一地区往往一笔带过。最后，即使在对该地区的一些专门研究中，也很少对希腊化的文化交流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即使有着少量文章将巴克特里亚地区置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地位，也很少深入探察其文化交流的具体语境。

八、关于西方“经典”远东希腊化视觉文化研究的批判

在西方近现代的新一轮殖民再次渗透到希腊化远东地区后，他们发现了一批具有古希腊、古罗马之所谓“古典”样式的图像，并立刻感到震惊。对于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这些发现很快成为东方主义研究的资料。由于欧洲社会普遍认为古典艺术是完美的典型，在欧洲之强势下，很快形式的等级确立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学院共同体完全按照西方古典价值在这些作品中的明显程度来评估这些艺术品价值。而在远东希腊化研究的实际操作中，主要有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贯穿20世纪，欧洲人热烈地追寻古典身份认证，围绕着风格分析的细节争论。他们的写作围绕着关于影响和风格的含糊概念，持续地运用而不去定义，因此不仅极易陷入循环论证之怪圈，而且在他们的写作中常常将这些物品孤立出来，每一个作品的风格都联系一个外来传统，而不是将之置于它的地域语境。

第二，学者常常对希腊化中的文化交流作出高、低之评判，尤其是面对游牧民族影响时，“蛮族化”常常成为对应于“希腊化”的劣等词。于是，希腊化常常被视为“好像是一个上级的文化从自己的满溢的杯子中，倒入接受的、下等的文化的空容器中”。 L. Malkin，“A Colonial Middle Ground：Greek，Etruscan，and Local Elites in the Bay of Naples”，in C. Lyons and J. Papadopoulos ed. ，The Archaeology of Colonialism，Los Angeles：Getty Publications，2002，p. 153.

第三，在分析远东希腊化地区的文化传播与交流问题时，艺术品的创作者和赞助人常常被视为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忽略了其作为一个人群的主体选择和意图。在历史的进程中，尽管有规律，历史可能是无目的性的，但是无疑生存在历史中的个人或某一群体是具有其目的性的。在远东希腊化的时空语境下，生活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个人或群体组成的合力造就了历史的结果，并体现在远东希腊化的视觉文化中，而我们有时要做的是尽可能拆解这些合力，分析组成这合力的各种力，而不是简单地将“施力”的主体视为被动的角色。

正如上文所见，在新时期的远东希腊化研究中，这些问题已经被注意到。后殖民理论与文化研究理论在其中的积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在一些具体的运用时，有时又会出现意识形态的矫枉过正（如过分强调与“希腊性”相反的“东方性”或“本土性”），以及理论语言的武断使用（如不进行具体分析，而滥用“混杂性”概念）。笔者在本书中力图审慎地注意这些问题：如果试图重新评价更早的材料和将新观念运用于其上，必须建立在谨慎的推理和对证据的进一步寻求上，而这证据总是应该在物质材料的记录中寻找。

第二节  本书涉及的远东希腊化地区历史概述

考虑到写作和阅读的需要，有必要对本书所涉及的远东希腊化地区政治史进行概述。笔者有意识地将之分为两个时期，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概要性地呈现和简单分析与本书主题相关的政治背景。实际上该地区这一时期的历史——尤其是在具体历史时间上——存在很多争议，这里的概述主要来自笔者基于对该地区历史考证的阅读所做的判断和选取。在这里将其展现的更重要原因，是因为它们构成了笔者对远东希腊化地区视觉文化分析的政治史背景。

一、第一时期：亚历山大东征——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兴盛（希腊-马其顿人作为统治上层的时期）

（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及其死亡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开始东征古波斯帝国，此时巴克特里亚属波斯一邦，曾参与波斯联军对亚历山大大帝之决战。决战后亚历山大大帝在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地区仍遭遇顽强抵抗，后亚历山大娶巴克特里亚“公主”，基本控制该地区。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从巴克特里亚首府巴克特拉出发，试图南下征服印度，将希腊文化种子撒在了印度河流域。之后，亚历山大撤军回巴比伦并身死。公元前323年，巴克特里亚驻军因思乡而回返。这批“叛逃”的军队被消灭后，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重新驻军控制该地区。

后继者们三分亚历山大帝国，巴克特里亚与其他各省总督也参与了政治争夺，并稳固了当地希腊人的统治，最终塞琉古一世控制两河流域，并将巴克特里亚纳入版图。

（二）孔雀王朝的北上及巴克特里亚地区的独立

公元前317年，就在亚历山大大帝离开不久，孔雀王朝将印度河流域的希腊军队击败，成为旁遮普地区的主人。之后，公元前304年左右，塞琉古一世在降服巴克特里亚等地后意图南下收复印度河流域。塞琉古一世与孔雀王朝的作战并未成功，最终签订和平协定。在公元前273年至232年的阿育王统治时期，孔雀王朝达到最盛，兵锋直到兴都库什山，直达巴克特里亚门前。但孔雀王朝对境内的希腊人和希腊文化持宽容态度，希腊在当地仍有较大势力。

塞琉古帝国内忧外患，且政策倾向西方（叙利亚及两河流域），引来东方各地区不满。公元前255年至公元前246年，本就处于半自治状态的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特一世与帕提亚总督（两位总督都是马其顿-希腊人）联盟，并几乎同时在当地希腊贵族支持下宣布独立。

（三）帕尼人入侵及安息的建立——安息、塞琉古与巴克特里亚的三角关系

希腊-巴克特里亚初步获得独立后，得到喘息。但此时，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帕尼人入侵帕提亚，后建立安息（帕提亚）王国，阻断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与希腊世界的关系，于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与塞琉古帝国联合对抗安息。

安息采取了亲希腊的文化政策，而巴克特里亚—安息—塞琉古势力格局也发生变化。塞琉古帝国中兴，巴克特里亚领袖狄奥多特一世之子狄奥多特二世改弦更张，与安息联合对抗塞琉古。

其后，希腊-巴克特里亚北部地区的一个总督欧西德莫斯（Euthydemos）一世篡权成为巴克特里亚新的统治者。在与塞琉古常年作战后，塞琉古承认巴克特里亚独立，但巴克特里亚与安息均要向塞琉古进贡。

（四）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兴盛

塞琉古帝国渐渐衰落，而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则得到了发展。其扩张方向主要是南方，因为该地留有不少希腊势力，而孔雀王朝也正在衰落。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趁机将势力推进到印度河流域，可能在公元前189年，都城甚至也迁到了塔克西拉。在米南德一世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63年继位），希腊军队甚至入侵印度中部。

二、第二时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分裂和北方塞种人的入侵（游牧民族击败希腊-马其顿人逐渐成为统治上层时期）

（一）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分裂与印度-希腊王国的建立

就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版图达到最大时，新的阴影正在出现。由于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仍然存有大量希腊城邦制残余，地方势力强大，而且大量军事力量被投入南方的印度，北方巴克特里亚地区发生叛乱。约公元前165年至公元前163年，欧克拉提德斯一世（Eucratides I）篡夺了巴克特里亚的统治权，最终希腊-巴克特里亚陷入内战。在北方，西方的安息王国趁机来攻，并至少占据了巴克特里亚的两个地区。而在南方，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分裂为一批印度-希腊王国。

（二）北方塞种人入侵塞种人，即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中的Sacae人，有些地方将之称为塞克人。有人将之与斯基泰人等同，但是有人认为塞种人属于斯基泰人的一支，或是种族非常接近的一批人。笔者在这里将这三个名词基本等同，因为即使塞种人不能等同于斯基泰人，至少在文化、种族上是非常接近的。关于这一词的辨析，参见余太山著的《塞种史研究》之再版绪说。巴克特里亚本土

内战中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迅速衰落，并逐渐陷入更大的分裂。此时原居于伊犁河流域的塞种人在月氏人的挤压下，不得不一直向西南方向迁徙，其中一支进入帕米尔高原西麓的费尔干纳，建立大宛国。另一支进入巴克特里亚地区，约公元前140年，巴克特里亚本土的希腊势力被迫南逃。第二时期是说法最多的时期，比较混乱。对于第二时期的梳理参考了多个版本，笔者选择了自己较为认同的。这里关于塞种人在希腊化时期的迁徙，笔者采纳的是余太山在《塞种史研究》中的看法，因为此说与大宛、贝格拉姆、喀喇昆仑通道、塔克西拉的考古发现可以对接，较为吻合。印度河流域的希腊政权更加复杂，前后几十位君主争战不休。

（三）月氏人驱赶塞种人进入印度河流域

游牧的塞种人基本接受了巴克特里亚希腊化的文化，但是面对自东方而来的大月氏的再次西迁，公元前100年左右，塞种人被再次驱赶。他们遭到喀布尔河流域的印度-希腊王国的阻击，于是进入帕提亚境内的锡斯坦地区。而帕米尔高原上的大宛国的一支塞种人，也在月氏人的驱赶下，于公元前1世纪初左右越过险峻的喀喇昆仑山进入印度河流域（有达尼的考古发现为证Dani，A. H. , “The Sacred Rock of Hunza”，Journal of Central Art，1985（8），pp. 5~131; Bivar，A. D. H. ,“Maues at Taxila”，Journal of Central Art，1984（7），pp. 5~15. ），夺取旁遮普地区的塔克西拉，建立了印度-塞种王国，并可能于公元前90年左右最终击倒了苟延残喘的印度-希腊王国。希腊-马其顿人最终彻底丧失了在东方的统治地位。之后，在安息王国的打击和引导下，安息境内的塞种人又一次涌入印度，并逐渐取代了印度-塞种王国，于公元1世纪初建立了被称为印度-帕提亚的王国。

第三节  远东希腊化地区的艺术与文化意识概述一、希腊化之前的希腊与东方地区的交流

早在亚历山大远征前，追随着腓尼基前辈的脚步，希腊人就已经扬帆海上，在地中海附近开辟它们的殖民地——当然这种殖民地与后世殖民主义时期的“殖民地”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大相径庭。然而，有赖于比陆路快捷得多的海上交通，与亚历山大远征后在远东希腊化地区建立的殖民地相比，希腊在地中海区域的殖民地与希腊本土的联系要紧密得多。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更使得远东希腊化地区的希腊殖民地，对于希腊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与希腊世界全然不同的地域。因此，不足为奇，当我们回顾这一地区时，会发现很难找到亚历山大的远征到达这里之前希腊社会与此地交流的痕迹。

然而，在希腊-马其顿人在这里实施管理之前，巴克特里亚地区和犍陀罗等地区都曾经是古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一个行省。古波斯和古希腊地区很早就发生了联系，强大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曾一度兵临古希腊地区，实际上，亚历山大东征在某种角度上来看就是希波战争的后续。不仅如此，希腊-马其顿贵族在远东希腊化地区的统治，兴起于击败古波斯人的势力，而其终结基本上则是缘于塞种人的入侵——实际上，在巴克特里亚地区，塞种人一直是持续威胁该地区统治秩序的重要力量。古希腊与塞种人的交往同样早在希腊化时期之前。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活跃于波斯的希腊人的身影，以及希腊在黑海沿岸的殖民地与塞种人的遭遇，出土文物也证实了希腊工匠曾经活跃于塞种人的控制区域内（图0-1、图0-2、图0-3）。关于文献记载，参见\[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晏绍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62~163页。关于出土文物，参见東京国立博物館、大阪市立美術館、日本経済新聞社，『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宝——古代·中世の東西文化交流』，东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85年，图22、24、25、27、48。这些“希腊艺术品”被认为是希腊工匠所做，即使是从希腊交易而来，也可能是为当地人定制的，而这些“艺术品”多半为“东方人”喜欢的金器，且具有某种“东方”情调。可以说这些物品流露了希腊化时代之前，古希腊文化与东方的交流信息。

我们对这些物品的制作者身份还不能准确定位：他们当然很可能是希腊工匠，但也有可能是学习了希腊技术的当地人。如果的确是希腊工匠所做，他们又是以何种方式、何种身份活跃于古波斯帝国和塞种人的控制区域内呢？他们是被俘虏、被裹挟，还是甚至像那些古波斯的希腊雇佣军一样是被雇佣的呢？但是，我们显然知道这些具有希腊色彩的人工制品的赞助者的身份：他们肯定是当地的上层人士。我们可以推测，尤其是对于本身发展程度较高的波斯文明来说，某种具有“希腊味道”的“小艺术品”不过是一种异国情调的点缀。至少在波斯文明当中，一种具有希腊色彩的形式语言只是被用来服务于另一个稍显异质却层次相当的文化主体。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希腊和他们的东方波斯邻居，早就知道并认同彼此的存在，并互相承认对方的文化是对等的。

二、希腊-马其顿人统治时期远东希腊化地区艺术与文化语境

如果说，在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在远东希腊化地区上演了一场希腊文化交响乐的话，那么在古波斯帝国盛期飘扬在东方的这缕希腊艺术音符，终究不过是一场交响乐前的调音。希腊文化真正强势地进入两河流域乃至更远的东方世界，毕竟是从亚历山大的远征开始的。在这场远征之后，希腊-马其顿人逐步在距希腊本土遥远的东方世界建立了一批以希腊-马其顿人作为统治种族的政权——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就是其中之一——并将自身的文化类型更深刻地带入了这些希腊化政权所掌控的地区。正如笔者在导论第一部分所说的，哈努姆的发现不仅清晰直接地证明了巴克特里亚地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的存在，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很可能是唯一的机会去较全面、系统地理解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视觉文化的独有特征。因此在第一章中，笔者会在第一节首先论述哈努姆的时空环境，尤其是它与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关系及它的区位重要性。在第一章的后几节，笔者将以分析哈努姆的考古发现为基础，探讨希腊移民如何在遥远的远东希腊化地区呈现它特有的视觉文化。

（一）哈努姆的考古与关于“希腊性”的话语惯性

在哈努姆挖掘的一开始，“希腊性”便成了哈努姆的第一个标签。第一份较详尽的报告在1964年11月发表。 Schlumberger，Daniel， Paul Bernard，“Ai Khanoum”，Bulletin de Correspndance Hellénique 89，1965,pp. 590～657. 这份报告所定下的基调，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改变，即哈努姆是一个希腊主义的前哨站，是一个中亚的希腊城市。该城市具有一个强烈的希腊文化，甚至伴随着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与遥远的地中海区域发生了直接联系——尽管考古学者注意到了在城市建筑和物质文化中的非希腊元素的无法忽视的存在。

哈努姆考古的主要主持者伯尔纳（Paul Bernard），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英语报告《阿姆河上的哈努姆：中亚的一个希腊化城市》中，特别明确地强调了哈努姆的希腊性和该城市作为“中亚希腊核心”的地位：“两次挖掘给我的全部印象是哈努姆首先是一个希腊城市，在那里移民者努力保持他们所带来的文明的完整。” Bernard Paul，“Ai Khanoum on the Oxus：A Hellenistic City in Central Asia”，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53，1967，p. 91.

随着挖掘的深入和材料的更多呈现，这份强调似乎稍有松动。1982年，在另一份英文报告中，伯尔纳在结论中承认：“经过15年的考古，考古人员在开始时的期望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人再期望可以在这个中亚的偏远地区发现一个富庶的城市。没有人曾想过，希腊移民们会在很多方面顽固地坚持希腊文化，也没有人曾想过他们会在建筑和宗教等领域如此全身心地接受东方实践。中亚地区前希腊化时期的大量发现……使我们更加相信，在希腊人到达这里之前，这里就有一个有着纪念碑建筑传统的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当希腊人在这里坚守他们的希腊文化身份时，他们也准备好了吸收本地文明所能教授给他们的课程。” Bernard Paul，“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Sicentific American 246，1982，p. 126.

然而该文标题与1967年的早期报告类似，即“中亚的一个古希腊城市”（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实际上，在伯尔纳关于哈努姆考古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献中，这是仅有的两篇英文报告，流传也最广。通观这两篇文献全文，都清晰地展现出强调哈努姆的希腊性的基调是不变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这样的命题是错误的，更不能认为这些考古发现的事实是错误的，但是这些英文文献的确被大量地、甚至是不假思索地引用于学术和通俗文献中，成为哈努姆视觉文化分析的主要观点。并且，在本书研究综述中所提到的那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种基调几乎也存在于所有远东希腊化地区的艺术的分析话语中。

（二）“混杂性”背后的文化语境

有必要在一个更加合理的框架中，重新审视已有的考古材料。玛尔斯、雷切尔·马里萨·波塞尔（Rachel Marisa Poser）等学者在21世纪初的研究，清晰地展现出新时期的远东希腊化研究学者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人们逐渐认识到，哈努姆的视觉文化不能使用简单的“希腊性”和“非希腊性”的二分法来判断。伴随着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术语的使用，“混杂性”逐渐成为分析哈努姆考古材料时的必需品。“混杂性”的标签似乎总是正确的，或者说是“保险的”。然而，对于“混杂性”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在具体分析哈努姆的视觉材料时总是做出“和稀泥”的判断。我们不仅要明确“混杂”中的各个要素，并适当地使用“希腊性”和“非希腊性”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要分析促成这些多元要素的动力因素。笔者相信，这些动力因素就浮现在这些视觉文化材料背后的主体——人所处的文化语境中。

当然，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视觉文化是由活跃于当地的各个民族共同塑造的，然而，对于哈努姆这样的希腊化城市来说，希腊-马其顿人在其中所处的上层地位和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是无可争议的。这些希腊-马其顿移民是有着共同文化身份的文明种族。巴特（F. Barth）曾经将“种族”（ethnic）定义为一个构建的身份。在这个概念中，更重要的是守卫一个有共同文化特性的想象的集合体周围的边境，而不是客观的语言或物质文化差异。 F. Barth，“Introduction”，in F. Barth，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Bergen and London：Universitetsforlaget and Allen and Unwin，1969,pp. 9~38. 因此，哈努姆的“希腊性”元素的存在是必需的。在第一章中，尤其是第四节，笔者会坚持希腊-马其顿人，如同他们在希腊化世界的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试图在哈努姆建立一个马其顿-希腊文化共同体，并论述他们是如何建立这个以“希腊性”为标志的想象共同体的。

然而，哈努姆的视觉文化材料的“非希腊性”元素同样是无可争议的，并且我们很难认为它们只是“边边角角的”和“无足轻重的”。笔者不希望简单地并置这些现象，给它们做出一个“混杂”的判断，也不希望简单地推定它们体现出了希腊文化和本地文化的交融。为了深入分析这些视觉文化材料中的混杂性的动力因素，笔者不得不着手进一步分析这些视觉文化材料的主体所具有的文化意识。尽管有一些出土的文献和铭文残篇，但是能够供我们直接推定希腊-马其顿人的文化心态的材料少之又少。我们更难以推测希腊-马其顿统治者有某种文化政策。因此，笔者会先从希腊-马其顿人对于巴克特里亚的政治管理措施入手。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将通过对一些文献和实物的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述前后相继的波斯人与希腊-马其顿人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管理上的持续性。某种持续性不仅仅是自下而上地存在于本地人的生活和文化习惯中，而且也是自上而下地存在于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策略中。因此，它强有力地作用于包括哈努姆在内的巴克特里亚居民的实际生活中，并以视觉的方式呈现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艺术中。

名为“持续”和“建立”的两个力的作用结果，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希腊-巴克特里亚”本土视觉文化，而它反过来又发挥了这两种作用力，巩固了业已形成的统治秩序和意识形态。这种视觉文化的类型，也许就是很多学者命名的“希腊-巴克特里亚风格”的所指。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笔者会总结前面几节的分析，进一步地清晰呈现这种本土特有的艺术，分析它与其所处的多元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正如前面所引述的，伯尔纳在他的哈努姆考古工作临近结束时，做出了一个似乎是补偿性的判断：“当希腊人在这里坚守他们的希腊文化身份时，他们也准备好了吸收本地文明所能教授给他们的课程。”Bernard Paul，“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Sicentific American 246，1982，p. 126. 在某种程度上，笔者正是试图深入而具体地分析这一判断，而不是简单地下一个结论。

三、黑暗时期的远东希腊化艺术与文化语境

哈努姆城市的命运于公元前145年“突然终结”。在这里，“终结”指的是该城市在社会经济组织、政治管理和文化共同体层面的持续性的中断。关于这一终结的具体原因，流行观点认为是源于被认为导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的游牧民族侵略，但是这一点还有待论证。实际上，现有的考古证据表明，在这个突然终结之后，该城市仍然被短暂地再利用，流行观点认为该地区被本地人——应该指的是据说曾被剥夺公民权的周边地区的本土农民——所接管，但是当然也不应该排除有城市陷落后的希腊人残余。总之，接管城市的并非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而最终灭亡城市的是一场大火。 Leriche，Pierre，Fouilles dA Khanoum，Vol. 5，Les Remparts et les monuments associés，DAFA（Mémoires de la Déle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aise en Afghanistan），Vol. 29，Pairs：de Boccard，1986,p. 78.

无论如何，哈努姆城市命运的终结与游牧民族的入侵关系密切。统称为“塞种人”的游牧民族的确灭亡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此后的远东希腊化历史时期，直到贵霜帝国在这里建立起新的统治，被称为远东希腊化的“黑暗时期”。“黑暗时期”在历史叙述中往往带有自觉不自觉的贬义色彩。如同古希腊历史中的“黑暗时期”和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一样，远东希腊化的“黑暗时期”也曾一度被视为一个文化的衰落时期。然而，实际上所谓“黑暗时期”的判定的来源，与其说是因为政治的混乱局面，不如说往往是因为某种偏见或是可供考证的材料的不足。随着研究的深入，“黑暗时期”在历史——尤其是文化史中的意义总会日益显露。

远东希腊化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随着“黄金冢宝藏”“贝格拉姆宝藏”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人们对“黑暗时期”的艺术乃至文化的价值评估越来越高。然而，正如我们在研究综述中提到的，在这些考古发现的评估中，法国人主导的挖掘者最初注目的仍然是出土物与希腊风格的联系。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远东希腊化地区“黑暗时期”的视觉文化与希腊-马其顿人统治时期的视觉文化的联系也变得日益重要。在笔者看来，对于远东希腊化艺术中的文化意识和互动的研究来说，不应该将“黑暗时期”的视觉文化材料排除在远东希腊化艺术的分析之外，更无法割裂地分析所谓“希腊-巴克特里亚风格”的艺术与“黑暗时期”的某种风格的艺术。

在“黑暗时期”，风格背后的作用力更加复杂了。在关于“黄金丘”考古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萨瑞阿尼迪力图区分出土物品图像中的希腊、“老波斯”、希腊-巴克特里亚、游牧以及更早的青铜时期等主要元素。 Sarianidi，Victor：Golde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Excavation of the Tillya-tepe Necropoli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New York：Harry N. Abrams, Inc，1985，pp. 53～54. 研究者们还从这些考古材料中明显地发现了亚述、中国、印度等元素存在。这种风格的混杂，反映的是新的多元文化语境。我们将之与希腊-马其顿人统治时期的多元文化语境相比，更能体现后者统治时期的所谓“希腊化的局限”。希腊化的局限是希腊化研究学者莫米利亚诺提出的一个概念。参见[意]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晏绍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它所指的更多是在希腊化时期，希腊人面对外来文化上的文化心态的局限。尽管莫米利亚诺对于“希腊化的局限”的考察，更多针对的是地中海至伊朗的希腊化世界，而且不涉及对视觉材料的分析，但是笔者在这里将这一概念借用于远东希腊化地区的视觉文化材料的分析，并相信它是极具启发性的。

因此，在第二章第一节里，笔者将首要探讨希腊-马其顿贵族统治时期希腊化在文化交流上的局限，以及黑暗时期由于统治秩序变动而造就的文化生态的变局。这样，接下来笔者着手具体地分析黄金丘墓葬出土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探讨其混杂性的身份——与哈努姆的视觉文化材料相比，一种希腊文化因素持续着，然而黄金丘墓葬出土的视觉材料的混杂性程度加深了。两相对比，将更加清晰地展现混杂性背后的文化语境的作用力。除了内在的政治驱动力造成的文化语境变化外，外来的文化交往仍然持续，并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视觉文化材料中。与类似于皇家墓葬的黄金丘墓葬相比，“贝格拉姆宝藏”很可能属于一个商站，参见罗帅：“阿富汗贝格拉姆宝藏的年代与性质”，载《考古》2011年第2期，第68~80页。因为这批出土物更多是来自外地，更多体现的是该地区与外来文化的交往。当然，笔者也将谨慎地看待这种以商贸为主的文化交往的作用力，在构成远东希腊化视觉文化整体面貌的合力中的比重。

尽管贝格拉姆宝藏的出土物大多都是外来的，但是我们在该宝藏的储藏室中也发现了一些制作石膏雕像和容器的模具的痕迹。这样的类似模具，我们也曾在黄金丘墓葬和希腊-马其顿贵族统治下的哈努姆乃至东巴克特里亚地区发现。比起图像风格的类比分析，关于这样的模具的分析，更能切实地体现出希腊的影响仍然以各种方式在远东希腊化地区持续。因此在第二章的最后，笔者将通过对这些模具的分析，具体地证明图像和风格的影响和传播如何依托于人和物的移动而成为可能。无论是黄金丘还是贝格拉姆宝藏的出土物，都体现出希腊文明如何在一个新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生存和传播，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意识的混杂和交往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四、犍陀罗地区的希腊化艺术与文化语境

在导论的上一部分笔者概述了远东希腊化地区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我们能看到，在亚历山大东征来到犍陀罗地区之后，该地经历了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幻，也能看到该地区与北方的阿拉霍西亚、巴克特里亚等地区的密切关系。总而言之，在亚历山大经过之后，犍陀罗地区经历了一个文化交流和相互作用的时代——在世界史上可能是空前的。来自于北方的希腊文化元素在该地区留下的深刻影响，与犍陀罗地区复杂的多元文化语境发生作用，带来了有关本书主题的典型范例。

在本书的第一、二章，我们的重点一直放在兴都库什山南北两侧的希腊化视觉文化材料。考虑到远东希腊化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内在共通性，和犍陀罗地区的区域特殊性，有必要在第三章，将目光投向犍陀罗地区。更多考虑本书主题的需要，也囿于篇幅，笔者的意图仍然不是全面地分析犍陀罗地区的视觉文化，而是将时空范围限定在印度-帕提亚时期的塔克西拉地区，并着重探讨斯尔卡普的拱顶（Apisdal）寺庙出土的具有明显希腊化特征的头像。

在贵霜王朝统治犍陀罗地区之前，占据该地区上层的印度-帕提亚贵族同样不是希腊-马其顿人，而是接受了一定程度的希腊文明影响的游牧民族后裔——有趣的是，与对黑暗时期的游牧民族的定位不同，已有的研究常常给这些印度-帕提亚上层阶层贴上“亲希腊”的标签，而笔者将在第三章的行文中质疑这一标签的有效性和使用范围。出于与第二章同样的原因，笔者依然选择将该地区该时期的视觉文化资料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不仅如此，从结构意义上，笔者将这一章节的分析作为之前章节的总结和完善。因为，在笔者看来，尽管无法量化，但是该时期犍陀罗地区的多元文化语境可能呈现出最为复杂的面貌——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和来自西方的希腊移民经过最遥远的距离（当然不是一代人完成的）来到这里，携带着他们旅途所经的一切，在此与南方的印度人民交汇。

因此，在第三章的一开始，作为背景，笔者将首先对希腊因素的传入与塔克西拉的这样一个多元环境进行初步分析。得益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约翰·马歇尔对塔克西拉的卓越而有效的挖掘，笔者得以在一个相对完善的历史语境下开始自己的思考。然而，既有的研究框架，仍然将目光集中于犍陀罗地区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无论是来自北方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影响，还是来自南部中印度的影响。在这里，笔者的目光着眼点仍然不是对一个外来的希腊影响进行评估，而是将回到这个多元文化语境的内部，从印度-帕提亚统治者的文化心态和有意识的选择入手，解释犍陀罗地区视觉文化的材料。在具体地处理这些材料时，笔者会如同之前的论述一样，尽量少用传统框架中所采用的风格分析方式，并力图引入图像学的方法，服务于自己的研究主题。

因此，笔者不希望孤立地将该地区的有希腊风格的头像与其他地区的类似希腊化雕塑做风格对比，而是将这些头像重新放回它们的时空环境中加以考量。在该章接下来的部分中，考虑到笔者所分析的图像的时空位置，笔者将首先概括印度-帕提亚时期的塔克西拉视觉文化的总体“二元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寺庙在犍陀罗地区乃至印度世界的意义。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宗教建筑，即印度文化传统中的寺庙，与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古希腊和古波斯文化传统中的神庙，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大不相同。而笔者所要着重处理的希腊化的头像，恰恰出现在印度文化传统的拱顶寺庙中，而这寺庙又是在游牧民族统治时期兴建的。因此接下来，笔者自然进入到探讨印度-帕提亚统治者的意图对拱顶寺庙布局的影响，解析在这一寺庙中出现希腊化的头像的动因，进而才能够有的放矢地联系其他地区出现的同类视觉文化材料，对该寺庙中的所谓“萨提尔头像”及相关头像进行图像分析。通过这些分析，笔者将提出一个新的框架，探讨印度-帕提亚时期犍陀罗地区的文化意识和互动与该地区的希腊化艺术之间的作用关系。当然，在这个多元文化语境中，笔者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印度-帕提亚统治者的文化意识。笔者选择从这个统治阶层的意识入手分析它与其他文化意识的互动关系，及其对该地区希腊化艺术的影响。这一点与第一、二章的情况类似。本书中的远东希腊化艺术的命运似乎总是更多地与希腊-马其顿统治阶层、游牧人统治阶层、印度-帕提亚统治阶层的文化意识联系在一起，就如同我们必须承认意识形态理论的判断：每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在本章的最后，笔者将简单回顾希腊文化在犍陀罗地区的命运，并涉及犍陀罗艺术的起源。在笔者看来，由于艺术发展与文化语境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在中亚的希腊化艺术最终演变为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笔者将评估在这种新的艺术风格中，希腊文化因素作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一股力量，以怎样的形式在这个多元文化语境中运行，并塑造了该语境中艺术的面貌。而无论是传播方还是接受方，无论是何种身份，作为能动的主体，在这一塑造过程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这里，笔者更多的是提出这些问题和提供思路，并以之作为与本书主题相关的讨论的结束。

五、本书研究主题及关于希腊艺术对东方的影响的相关问题

希腊艺术对于东方的影响——就本书的主题而言，又特指对中亚乃至西北印度的影响——是一个西方学者曾经具有绝对话语权的话题，然而在后殖民主义者的反思中，对这一影响的坚持和绝对化，又成了具有殖民主义话语的论断。笔者姑且将该类型的论断称为希腊化艺术研究中的“西风”模式。因此，在后殖民话语下，一系列相反的声音渐渐兴起。对这种希腊影响的质疑，对亚洲本土因素乃至对东方因素施加于希腊化艺术的影响的强调，又成了很多非西方学者乃至一部分西方学者争议的潜在或显在立场。甚至在中亚和西北印度——这些远东希腊化地区——的“希腊化艺术”这一概念也受到了挑战。笔者将之姑且称之为远东希腊化艺术研究的“东风”模式。于是，关于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王国及它们的文化是“亚洲的”还是“欧洲的”的争论，贯穿19世纪、20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时代直至现在，也为这一学术争论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实际上这一问题在它所处的希腊化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在一枚印度-希腊国王的钱币两面上的希腊文和印度文铭文与图像，是为了使国王可以将自己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给不同地区的领民。A. N. Oikonomides，“A Little Known Poem by C. P. Cavafy：Coins with Indian Inscriptions”，Ancient World 9，pp. 35~37. ）然而最终，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关于“混杂性”的思考，成了很多学者在思考这一文化影响和交流问题时的出路所在。例如，克莱美诺斯（Kouremenos）、钱德拉塞卡兰（Chandrasekaran）和罗西（Rossi）在2011年收集的一系列近来关于希腊化的远东方的研究，就是将混杂性概念和“混杂”模式运用在了相关各个方面的研究中。Chandrasekaran，Kouremenos and Rossi ed. ，From Pella to Gandhara：Hybridis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Hellenistic East，Oxford：BAR International Series，2010.

这种折中主义的论断无疑是最具普适性的，也因此成为很多东方学者和西方学者愿意选取的立场。例如研究综述中提到的一些学者对犍陀罗艺术的研究就认为，该艺术是希腊因素和本土因素多方面综合混杂呈现出的结果。在概括性地、抽象地阐释文化影响和文化交流的状况时，这样的论断似乎总是正确的。然而，对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这一认识的当代性影响而言，一个混沌不清的历史未必比错误的历史好多少。同时，在讨论具体问题时，还是应该争取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做出判断，坚持这样的“混杂”立场并不总是适宜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模棱两可的逃避。实际上，上文提到的克莱美诺斯、钱德拉塞卡兰和罗西在2011年收集的那些研究很多时候仅仅是将已经存在的、不确切的模式在某种新的“组织手段”下再次呈现。 Chandrasekaran，Kouremenos and Rossi ed. ，From Pella to Gandhara：Hybridis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Hellenistic East，Oxford：BAR International Series，2010.

一个并非本书关注的焦点，却是许多学者在争论希腊文化对东方影响时的重点话题，即犍陀罗艺术的起源。的确，事物的开端发展形成中总有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因此，希腊因素对中亚和西北印度，乃至西北印度之外的远东地区的影响是必然存在的，并且正如同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希腊艺术本身也的确有着东方的因素的影响。但是，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个时期，希腊艺术业已形成了它堪称独特的形态，正如之后较晚一些时候，特别是犍陀罗艺术在对东亚佛教艺术发生重大影响时，犍陀罗艺术也形成了它堪称独特的形态。就本书而言，笔者讨论的重心当然不在犍陀罗艺术，也不想陷入西风、东风乃至“混杂”的任何一种模式。笔者的立场在于观察远东希腊化地区的希腊化艺术本身，不可避免地，在讨论时，笔者有时候是站在希腊人的立场去思考，但是最后读者将会看到，这并非笔者的最终立场。在涉及某种具有希腊因素的艺术的影响时，笔者力图减少风格学的类比（这样的类比在近来总是受到对其主观性的挑战，尽管这种挑战很可能也同样主观），而是力求在经过鉴别、比较实物材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结合政治和社会经济语境，寻找更加“科学”的实际发生的接触，例如，技术上的影响、人群的迁徙、某种明确的产品形态或题材因素的出现和传播等。当然，作为一篇艺术史的研究，风格的对比总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主观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风格的比较分析，特别是对两个相隔遥远的地区的物质文化的比较，应该是建立在尽可能准确地考量它们接触和混杂的路线和媒介的基础上的。

实际上，上面几段话，是笔者认为不得不说的，然而却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些跑题的。有必要重点申明一下，本书讨论的最终目的，并非（a）希腊因素对巴克特里亚地区艺术的影响和塑造，也非（b）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所谓“希腊化艺术”形态的发展历程，而是（c）在某种具有希腊因素的艺术形态乃至文化类型于远东希腊化地区引入、发展、传播、变化的过程中，希腊殖民者、本地人和之后的外来游牧侵略者的文化意识的互动，及不同时期统治阶层在艺术乃至文化上的相关策略，与希腊化艺术自身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意味着艺术（乃至文化）被再一次的潜在地拟人化了。这种拟人化并不是某种感情用事，而是旨在说明，尽管从生物学角度，艺术与文化是无生命的，但它并非任人摆布的客体，也非某种不可逆转、不可改变的具有压倒性力量的客观存在，而是可以通过某种包含顺从在内的引导策略，影响其形态乃至命运的主体性存在。当然在讨论（c）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a）和（b），甚至可以说只有通过对（a）和（b）的相关认识，才能讨论（c）。正如本书前面的研究综述所显示的，关于这方面的专门讨论是很少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莫米利亚诺的《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但是正如笔者已经提到的，该书的讨论也更多的是政治性的，几乎更多是探讨与希腊相关的兴衰问题，不涉及艺术或视觉文化的材料。幸运的是，正如笔者在下文中将展现的，在许多艺术史的相关研究中，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这一问题。而感谢所有这些思考，都帮助了笔者的研究。关于文化影响与交流的问题，结果仍然是混杂性的，因为文化交流从来都不是线性和单向的——但在具体考察时笔者仍然坚持要做出判断。然而，笔者的重点并不在此，对于文化影响与交流的考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但笔者考察的最终目的仍然不变，同时相信对于这一互动关系的研究，将启发我们对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及它们的命运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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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史10讲》：一部叙事明快凝练的意大利通史！《机会的捕手：安德鲁·杰克逊传》：美国首位“平民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首部中译本传记！
《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梳理当今世界纷乱来源，剖解“全球化”积累效应！
《规律简史：规律的族谱与规律的发现》：一部揭秘科学与社科规律的科普类专业著作！
《货币文化史Ⅲ：文艺复兴时期假币盛行与信任危机》：货币价值的新争议与欧洲纸币萌芽出现！
《货币文化史Ⅳ：启蒙时代货币泡沫与价值反思》：重新审视货币与西方经济新秩序雏形诞生的时代！
《货币文化史V：帝国时代殖民主义与货币大变革》：19世纪帝国时代的货币与现代社会！
《货币文化史VI：现代数字革命与货币的未来》：现代货币多元化转型与当代社会！
《1400-1900年欧洲诸帝国的法律与地理》：一部近世欧洲诸帝国基于地理形成的帝国法律空间的政治理论著作！《更大的不列颠：帝国与世界秩序的未来（1860—1900）》：构建更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共同体”的方案与实践的政治理论著作！
《和平戛然而止：通往1914年之路》：“一战”的欧洲与世界历史的转折！
《中产阶层噩梦：1870—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一部剖析美国郊区居民对他人、市场和变革的恐惧与梦魇的契约历史著作！
《双标帝国：从独立战争到反恐战争》：一部揭示美国“双标帝国”矛盾现象背后根源的革命性著作！
《科学巴别塔：西方科学语言史》：一部现代世界科学语言观念史著作&“科学巴别塔”概念的建构！
《英国国家美术馆名画集》：匈牙利学者的一部13~19世纪欧洲馆藏绘画史著作！
《猫咪秘史：从史前时期到太空时代》：一部猫咪所著的喵星人征服世界战纪！
四、中东史《两河文明三千年》：一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通史著作！《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苏美尔人、阿卡德人、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史！
《古代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艺术》：一部西方古欧洲与地中海世界的艺术史图典著作！
《古代西亚2000年》：一部由史料、文物与博物馆藏构筑的古代西亚2000年文明史著作！
《通天塔与空中花园：古巴比伦人的生活》：一部带你体验古巴比伦人日常生活的通俗科普读物！
《通往来世的冒险之旅：古埃及人的生活》：一部带你体验古埃及人生活点点滴滴的通俗科普读物！
《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埃及学之父”商博良揭秘法老统治下的古埃及面貌的经典著作！
《古代埃及：从原初时代到波斯征服》：美国埃及学鼻祖布雷斯特德的埃及史著作中译本首次出版！
《牛津图坦卡蒙考古珍档》：一部纪念图坦卡蒙墓发现100年&埃及学200年的埃及学典藏新著！
《开罗埃及博物馆》：一部开罗埃及博物馆馆藏古埃及文明文物的图典著作！
《都灵埃及博物馆》：一部都灵埃及博物馆馆藏古埃及文明文物的图典著作！
《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一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对外传播与影响史！《中东的王国和帝国》：一部从以色列王国到波斯帝国的早期中东文明千年史！
《古代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简史（公元前550—前330年）》：一部美国东方学者所著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多方位研究著作！
《安息王朝兴衰记：帕提亚帝国简史》：国内首部伊朗帕提亚帝国史著作出版！
《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元素》：蒙古时代下的伊朗绘画艺术！
《书苑撷英：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中阿海上丝路交往》：一部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阿拉伯与中国交流史研究新著！
《乌鲁伯格：撒马尔罕的天文学家》：帖木儿帝国君主乌鲁伯格的学者生涯！
《伊比利亚八百年：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一部英国阿拉伯学者笔下的伊比利亚半岛伊斯兰时代史的重磅新作！
《伊朗五百年》：从萨法维王朝到现当代伊朗《阿拉伯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四卷本）》：我国首部阿拉伯文明史一手文献跨文化研究著作出版！
《天堂的颜色 : 火药帝国时代的祖母绿》：莫卧儿、奥斯曼、萨法维三大帝国的挚爱！《伊朗恺加王朝（1796-1926）政治经济学：社会、政治、经济及外交》：一部揭秘近代伊朗经济发展谜题的伊朗政治经济学著作！
《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入门》：一部土耳其历史学家笔下的伊斯兰历史观代表作
《帝国的伙伴：革命年代奥斯曼帝国的秩序危机》：“西亚病夫”奥斯曼帝国的自救与抗争！
《土耳其、俄罗斯帝国与明代中国》：一部蒙古帝国衰落后 东方三大帝国的宏大比较史！《中东史》：一部美国中东史学者所著的经典中东地区通史著作最新版！
五、俄罗斯-东欧史六、南亚史《岛史》：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巴利文佛教编年史典籍中译本出版！
《大史》：斯里兰卡国宝级经典编年史文献典籍中译本出版！“古典语言丛书·语法系列”：拉丁语、梵语、巴利语的3种世界经典语法书英文影印版出版！《印度佛教中阿阇世王故事传统研究》：国内首部古印度阿阇世王的文献研究著作！
《犍陀罗：来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巴基斯坦学者瓦利乌拉·汗的犍陀罗乌尔都文经典考古历史著作！（内有福利）
《印度拉贾斯坦邦博物馆》：一部印度文博艺术史学者所著的印度博物馆图典著作！
《丝路重驿：印度的再发现》：南亚文化史学者孟昭毅先生印度研究的一部代表性文化著作！
七、东南亚史八、中国史《史前中国：从智人时代到涂山会盟》：一部基于多学科前沿成果、堪比《翦商》的远古中华史著作！《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商周革命下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中国通史》：一部我国近现代史学泰斗吕思勉所著的中国史公认必读经典著作！《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一部日本中国史学家川胜义雄先生的中国史遗稿集！《古代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一部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的经典上古中国史巨著！
《中国绘画史》：这才是中国人“美的底气”！
《中国画在西方：66幅海外馆藏珍品》：在北美五大博物馆见证中国画征服欧美的审美史！
《中国美术史》：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的中国美术通史奠基扛鼎之作再版！
《<经学系传谱>校勘本》新书书讯《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兴衰》：海路绵延，千年辉映！
《南北鱼羊 : 美食历史的探寻》：一部唤起读者对美食的向往的餐盘文化史！
《探古鉴今 : 社会生活史考辨札记》：一部中国市井民俗、社会文化变迁之巨著！
《隐没的皇城：北京元明皇城的建筑与生活图景》：一部元明时期北京皇城建筑面貌与生活图景的重磅力作！
《北京三千年：从考古发现看北京建城史》：从元大都（汗八里）到当世的北京城！
《砖石之上：北京古城垣寻考》：一部基于史料、考古与建筑学考察古都北京的城墙、城门、城砖的研究著作！
《重拾1860-1948：私藏老照片中的北京记忆》：老北京百年社会生活旧影的生动重现！
《建构“英雄”传奇：成龙研究》：全球首部“龙叔”的英雄文化研究著作！
九、美洲史
《玛雅三千年：隐身的第五大古文明》：与四大文明并称的玛雅古文明，是怎样灭亡的？《波托西 : 改变世界的白银城市》：一座拉丁美洲传奇银矿城市的兴衰史！索飒《把我的心染棕》：在拉美大地上，寻找土豆和玉米的“祖先”！
十、人类文明史
《分子人类学基本原理与应用》：一部国内鲜见的分子人类学领域总结性著作！《人类起源与进化：一种系统视角的认识》：一部融汇多学科、多角度探讨地球生命和人类起源进化的地质学科普著作！《人类文化进化：从狩猎采集到现代文明》：一部介绍人类进化与人类文化发展间辩证关系的大众通俗读物！《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一部彭树智老先生的基于人类史与自然史相互交织的大历史观综述性著作！
《图腾艺术史》：我国著名民俗学者岑家梧先生的史前图腾艺术史著作再版！
《原始艺术》：澳籍德裔犹太人类学家莱昂哈德·亚当的艺术人类学经典著作中译本首次出版！
《艺术人类学》：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所著西方第一部名为“艺术人类学”的学术专著！
《审美人类学》：荷兰审美人类学家范丹姆的西方审美人类学代表著作！
《国外艺术人类学读本》：一部国外著名艺术人类学家的经典理论文章汇编！
《王赓武谈世界史：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一部立足于“欧亚世界史”叙事的世界史政治理论著作！
《疾病与文明》：美国当代著名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的医学史代表著作！
《企鹅全球史》：企鹅出版社传奇巨著“一部为新世纪写的新全球史”第六版全面增订！
《二战后的世界史：1945—2014年的世界历史》：常春藤高校国际关系史经典教材第六版中译本首次出版！
艾伦·麦克法兰“文明三部曲”：英国著名历史学人类学家对世界文明的体验、观察和比较！
《帝国、国际法与普遍历史》：一部全球视野下的政法文明和历史的学术随笔著作！
《帝国的重负：公元1539年至今》：一部“帝国”的政治概念与帝国发展史的政治理论著作！
《干草堆中的恐龙：进化论和进化模式对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美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的知名著作再版！
《人文草木：16种植物的起源、驯化与崇拜》：一部图文丰茂的植物与人类文明小史！
《希望之书：珍·古道尔谈人类的生存、未来与行动》：你中学课本上的自然学家为你揭秘人与自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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